网炒股配资 我的导师2025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说，科学家要永远诚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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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：知识分子，作者：晓旭，题图来自：AI 生成
十余天前得知我的导师 Michel Devoret 获得了 2025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。最初的惊喜褪去后，我被一种平静而持久的感动占据。
我在 Michel 的组里工作了六年。他作为科学家的气质与方法深刻塑造了我——既在学术上，也在私人层面。某种意义上，我漫长而迟来的青春期，直到博士毕业后的某个时刻才真正结束，而这期间，Michel 是影响我最大的人。
他获奖之际，我写下这些关于 Michel 的片段，向他致以由衷的祝贺与感谢，也为这份影响做一次回溯。
一、科学家永远诚实
第一次见到 Michel 是博一的冬天。当时我刚刚从一年半的 gap year 中慢慢稳住阵脚，开始联系可能收我进组的导师。我的首选是做量子信息实验的两位重要学者，也是长期合作者：Michel Devoret 和 Rob Schoelkopf。录取后的开放日我和 Rob 聊过 20 分钟。他充满活力，自信友善，也是我本科论文导师 David Schuster 的博士导师。短暂的交流让我对 Rob 印象很好；但正式联系导师时，仍在动荡中的我与这样外放的活力有些错位，便先联系了还未谋面的 Michel。
我先后给他发了两封邮件都未得到回复。寒假将尽时，我守在他办公室门口，做最后努力。终于某天见到他，他让我进屋，简单聊一聊。
这次谈话简短而出人意料。印象最深的是他问我将来想做什么。我没想好，只好回答："实话说（To be honest），我不确定。"正想给出更多解释，他随即打断我，带着法国口音和一点点狡黠："我不喜欢美国人常说的‘ To be honest ’，这句话仿佛在说你不是一直诚实。但科学家要始终诚实。"
他又微笑地问：你为什么会被录取？我疑惑。他解释说，量子信息近两年很热，录取难度越来越大，每个人被录取都有一些理由。比如你是不是跟领域内教授工作过？我回答我的本科导师是 Dave。他说：那就是了，他的推荐信应当是你被录取的原因。
他又问：你小时候是不是会经常拆收音机、拆闹钟的那种人？我说对，经常拆了装不上。Michel 说好，暑假的时候我的组里会有一个空位，你可以这学期先来听组会，暑假可以开始实习。
这便是我和 Michel 第一次见面。他的气质让我感到一种清醒的吸引力，但我也不确定自己为何顺利进组。几年后跟他再聊起"面试时的什么特质最能预测日后的科研表现"，他只说：他也想了很久，后来发现面试时很难看出来，最终还是要在工作中看他们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。而我进组时恰逢同届的另一个学生实习不合格没能留下，我大概是因缘际会地填上了那个位置。
二、"努力的风格"博一暑假和博二上学期，我和高年级博士生 Clarke 一起工作，学习基础知识，因此与 Michel 交流不多。博二下学期，有一次他在实验室里巡看，走到我的桌子前问进展。我打开实验记录的文档，给他看当天刚刚测量到的数据，跟他说新电路的某项指标出奇的好，也许说明新设计确实有用。Michel 看着图，说不错，然后指出图中横轴的单位应该用另一组数据做归一化，并简要解释了原因，随即离开。当时我并未在意他的提醒，只想收集更多能彻底表征"新现象"的数据。
几天后我在走廊又遇到他。他问我近况。我随手打开笔记本电脑给他展示新的进展。他翻到一张与前次类似的图，说："好像我上次没能说服你，这里横轴应该做归一化。"他又补充道："哪怕是实验笔记，每幅图也都该达到论文水准。"
这是很多人和 Michel 共事时的首要印象——他对细节要求极高。坐标轴的尺度和单位、颜色在色彩空间中的关系、衬线体与非衬线体的选择、对基本物理量的约定取舍，这些涵盖极广的细节都在他的关注之中。如果一个人在组会（甚至百来人的大组会）给报告时犯这些错误，他也会直接打断指出。
我一度将他大多数要求理解为对细节的洁癖，对某些特定约定的坚持则视为他的小怪癖。直到后来一次闲聊，我才意识到这背后是他思考后的主动选择。
那时是博二的暑假，我刚结婚。Michel 问我妻子在做什么。我说她最近在做一个心理学实验，研究儿童在不同年龄对"努力"和"结果"的价值倾向。她发现，年龄小的孩子几乎一边倒地偏向奖励结果，社会化之后（约十岁开始）又一边倒地奖励努力。这类触及"人如何构筑价值的凭据"的问题，我也一向感兴趣。
我问 Michel 更重视努力还是结果——我以为他会回答"结果"，毕竟成功如他，多半是结果导向。他几乎没有停顿，说他看重的既不是结果也不是努力本身，而是"努力的风格" ( style of effort ) ，也就是"如何用力"——他关注在每件事情都用最合适、最讲究的方法用力。
这个说法让我感到独特，想追问其中深意，挖掘出某种哲学观点。他却接着补充道：人生哲学还是要和每个人的性格相称。他觉得"关注努力的风格"和自己性格十分契合，一向相信并实践，幸运的是，这也对他一直奏效。
Michel 探讨这些时语气平静，像在说每日的寻常事物，只是多了一丝审视的好奇。很长时间里，这个概念成为我理解他、从他身上获取科学与人生经验的最重要的视角。
三、稳定的内在秩序
博三伊始，我要第一次在"周一午餐会"上做一小时的汇报。那是耶鲁超导电路领域的每周研讨会，对于博士新生来说算是在小圈子里正式亮相，是个大事件。
当时我与同届的学生 Jaya 合作，研究对 transmon 设计的迭代。transmon 是 2007 年在耶鲁提出的一种电路设计，随后很快成为领域内最重要的实验器件。十年研究之后，基于 transmon 的简单应用已经做得差不多，更复杂的应用开始受制于非线性系统的一些内禀问题（我们当时并未看清）。Michel 对此有直觉理解，与合作的理论学家提出了一种新的电路，并且在仿真中验证了部分优势。我的工作就是对新设计做实验验证。
作者（左一）和 Devoret 在一起
经过大半年的实验，我们终于在汇报前一周拿到了第一组完整数据：在某个关键指标上，新设计比 transmon 提升一倍以上。接下来，Michel 和 Clarke 多次帮我修改 PPT，细致梳理问题的源起、我们的假设、新电路的设计与数据，以及下一步的验证计划。
对于低年级博士生而言，我的演讲很成功——科学态度端正、PPT 精细、故事有说服力、结果令人振奋。结束后，Michel 和同事们纷纷对我的工作表示祝贺。我欣喜于博士生涯以一个完美亮相正式开始，也为即将解决领域内一个重要问题感到兴奋。
我加紧推进后续实验，直到一周后的某天深夜，偶然发现数据处理代码里有一个变量一直引用错了。修改代码并重新做数据分析，果然，那个关键指标上的"翻倍"正是这个小错误造成的。
那晚我很沮丧。这种沮丧不止于希望的破灭，更在于希望的根源——我隐隐觉得，这个错误的源头很可能就是我对"好结果"的过度期待，而"周一午餐会"把这种期待以戏剧化的方式曝光了。我不安地想自己有一定可能会被开除——可能是因为这转折让 Michel 难堪，更可能因为我缺乏科学精神。但 Michel 说科学家要始终诚实，我别无选择，也只能当即给 Jaya 发信息，约好第二天一早去见他。
见到 Michel 后，他对这个"噩耗"显得镇定，只说：这种错误越早发现越好，现在发现胜过以后任何时候。
后来，他解释过为何对学生 PPT 如此严格：实验物理的细节太多，任何一处疏忽都可能把人带向错误的结论。如果他看到一个实验者的演示小错频仍，他会首先怀疑这个人是否可靠——结果再漂亮，他也会首先怀疑正确性。我当即想到那次午餐会的经历，意识到他对科研中结论的反复修正早有深入的体会，也只是把这次错误当作我科学训练的一部分。
Michel 的平静让我从困扰中脱身出来。接下来几天我们反复讨论：新设计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？transmon 实验中的不稳定性究竟从何而来？后来证明，这个问题比它看上去难得多。我和 Jaya 之后五年都在拆解并回答这个问题，才在理论上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。
类似的互动贯穿了我的博士生涯。这让我对他产生了一种深层信任。这并非来自他的温和——事实上，他的性格很强烈。我曾几次向他提出各式要求，都被他严肃地指出不合理，然后坚决拒绝（他还向我们推荐过《唐顿庄园》，说那是"坚定且尊重地拒绝"的范本）。又有几次，合作者出于各种原因在论文未臻成熟时想匆忙发表；数次劝说未果后，Michel 明确表示如果现在投稿他将退出署名——而他确实这么做过。
这种信任源自一种稳定。我发现，无论我带来的消息让他由衷地高兴还是心里一沉、无论请求是否合理，他的自我意识都稳定如一。这让他能一以贯之地表达自己的内在秩序。他会认真思考当下的情况，找到最合适的用力方式——也就是他所说的"努力的风格"——然后以绝对的坦诚告知他的想法。 一两次交锋后，这种稳定让我获得了用同样的坦诚和他进行探索的信心。
四、迷茫与承诺
到博四上学期，我们又研究了一年多 transmon 中的不稳定性，知识积累愈发庞杂，理解亦登上几个台阶，觉得可写一篇论文做阶段性总结。那时我在 Michel 组里刚刚两年多，训练不过三分之一；可"博四"这个称呼却不断提醒我博士生涯已过半。
这个时间上的人为节点让我陷入很深的迷茫。它让我开始无法忽视：我并不能纯粹地沉浸在物理研究里，心里总有一种绕不过去的自我关切，像根细线牵着我——当时我以为这是更广泛的对人与社会的兴趣。这股牵引让我在入学前做过教育创业，但始终隔着一层，最终选择了离开。
博士生涯过半时，我不确定是否想以科研为职业，但也无从判断是否要就此退出博士项目——我从小就喜欢物理，有时也能在科研中感到兴奋和快乐，只是那种快乐好像很漂浮，缺少与自身存在相连接的重量。更困难的是，这些难以诉诸语言——每当试图解释，都和真实所感有偏差。
在这种迷茫与科研生活中拉扯了几个月之后，我已经很疲惫，决定去找 Michel 聊聊。我并不知道期待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样的答案：他作为导师有权利知道我的状态，也许他的智慧能给我启发。那时我戏谑地想，Michel 像一把刻着"真理"二字的大锤，能把我所有不够彻底的解释捶碎。
决定去找他那天，他一直在办公室里和学生讨论实验。我不时从楼道走过，透过虚掩的门察看情况。九点多的时候，他来我办公室找到我，说我看上去不安，问我想聊些什么。我费力地向他解释自己的状态。
他听了后，没有直接评论我是否该退出。他说很遗憾，作为导师，对这些个人的问题他没法为我提供答案。他问我之前是否有过 gap year，我说有过一年半。然后他还是问我，是否考虑过再休学一段时间，想想这些问题。
随后，他又解释了他对博士生的期待：他承诺将学生训练成一个成熟的研究者——能提出好问题，并且为之找到成熟的答案。同时，他也需要学生对同一目标作出同等的承诺。我说，靠着同侪压力我应该也可以读到毕业，但我抓不住自己内心想要的东西，对这个承诺很难全心投入。他听完，问了我一个问题："面对这样的困惑，你打算用什么方法论？"
这是典型的 Michel 式发问。我打算用什么方法论？——面对迷茫，我最好的"努力的风格"是什么？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，那时所有的心神都被自身困惑和对内在议题的沉溺所占据。
那时我看精神分析师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但 Michel 的问题让我意识到，或许这是我当时能拥有的最好的工具，我只能全力用好它。不久之后，我便开始五个月的休学。那段时间 Jaya 承担了大量的论文写作任务，我每天划出一小时和她共同写作，其余的时间密集地进行精神分析。我家还买了一块两米半的白板，妻子和我每天花几个小时在上面讨论，探索那些难以诉诸语言的感受。
原本背负生命之重的困惑，在密集的讨论下逐渐失去一些重量，让简单确切的自我意识开始显露出来，慢慢成型。某一天我想起 Michel 说过"能问出好问题，并找到成熟答案"，想到：如果在博士毕业时，我可以诚实地说自己成了这样的人，就足够让我对这段时光感到坦然。又想到他提到过，我和他只需对这个目标做出承诺，于是我把其余的纠结暂且放下，专心完成了余下三年的训练。
后来我见闻不少博士生与导师之间的摩擦，才意识到 Michel 对"博士生—导师"的关系一定有过深入的思考，才能给出如此简练、恰到好处的总结。这种恰到好处，曾让我长久地忽略了它的分量。
五、博士训练的下半程
回到组里后一段时间，Jaya 和我终于完成了论文的初稿（准确说，这是第二次"初稿"；第一次完成后被我们否定，并决定拆分成两篇论文重写），并和 Michel 逐句修订。二十多页改完，他先表示祝贺，又把结论段落重读两遍——我们在末尾揭示了一对"量子—经典"的对应关系。沉默片刻后他说，起初以为把这对对应关系清楚地"显形"已足够重要，"为何成立"可以留给后来者。
但全稿改完后，他意识到，这篇文章最核心的任务就是解释并且统一这对对应关系，若没能回答，工作就尚未完成。我和 Jaya 交换了一个略带尴尬的笑容：这意味着研究要再次重启。那时博士已经进入第五年，Jaya 和我一篇文章都未发表，但我们依然同意他的判断。
回头看，那一天标志着我的博士训练进入下半程。之前，我们更多是顺着 Michel 的直觉去摘低垂的果实，像学生一样对有预期的结果进行验证和打磨。那天之后，Jaya 和我成为了他的同事，一起面对三人共同的未知。这也是我成长最大的阶段。
这种未知，对我的首要冲击是精神层面上的。那段日子，我醒着的时间几乎都在想科研问题。每隔一小段，我不是想明白了一个要点，以为自己逼近了某个长久困惑的本质，就是得出令人沮丧的判断，怀疑所谓创新其实与物理定律相悖。几周下来，我积攒了很多似是而非的想法和希望与灰心间的起落。这些反复很快耗尽了我的心力。
Michel 对这样的工作状态评价为"混乱"，说这样的努力并不收敛。他的指导回到"努力的风格"——剔除所有言过其实的表达和空泛的想法，把每一件事尽力用最正确的方式做好。
那段时间，我开始每隔几天就整理科研笔记本上的内容，变成一份论文标准的文档（这是休学前 Michel 提到的方法，但那时很快就进入了论文撰写阶段，所以只坚持了很短时间）：用能想到的最好的角度确立最恰当的论题，无论大小，交代其出发点；用最好的方式分析数据、作图、推导；用最准确的词汇描述结论，用最平实的语言讨论意义。这样，每一小步都在坚实的基础上展开，并导向我们力所能及的最好下一步。这也成了我日后抵御未知所致焦虑的唯一有效方式。
那时起，Michel 每几天就会跟我和 Jaya 讨论数小时。有时前一天九点刚结束，第二天早上八点他又打来电话，说他想了一晚，对某个问题仍有疑问，约我们今天继续。这样的讨论占据了 Michel 每天工作的大多数时间，也让人最直观地感受到他开放而自律的心智：他从不为结果焦虑，而是反复讨论我们每一个小发现的表达和意义，并为由此带来的新知感到满足。
当亲历一项工作以这种方式从一片模糊中开始、不断因新的认知而改变方向、最终收敛为一个深入且成熟的成果时，能让人真正体会到 Michel 所坚持的"努力的风格"的魅力。
Michel 对我的训练虽都发生在学术语境，但在我漫长青春期的末尾，却成为我重建自我结构的关键起点。
我长久的挣扎是笼罩在身上的一种虚无感，让我不断寻找能回应它的人生体验。大学前后，我一度认为这是人类共通的存在性困境；后来在与自己反复纠缠中才看见，它其实是私人的——源于早年父子关系中长期的边界不清。追溯这个根源漫长又艰难，但即使有了更多的认识，我仍久陷于一片自我价值的荒原而不知如何重建。这种虚无感持续牵引着我，去寻找有与之相称重量的体验，一旦失败，又转向追寻更强烈、更深入的经历。
但与 Michel 共事时，我第一次遇见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实践风格。他对一切煽情或自我扩张的语言具有本能的警觉，一有苗头他三言两语就能拆解掉，把注意力拉回问题本身；他对每件事的判断简洁而准确，从不将意义膨胀为存在性表述——精确本身即为充足根据，无须再被叙事化。他反复示范自己所说的"恰当用力"，劝说我也要如此，也因此，我那些原本被迫去获取意义的经历得以留在原处。这种体验对我而言新鲜而陌生：它并未立即回答关于"我是谁"的问题，但它不可忽视的真实感被我牢牢记住，成为我此后重构自我时最可靠的参照。
六、科学是一种集体努力
Michel 对自我有一种稳定的坦然，这使他看待科学时格外节制而开阔。
记得博五的时候，我和 Jaya 疑虑，觉得投入的主要的精力都是在学明白其他领域，而真正的新知寥寥。Michel 说，科研有时候就会如此——大量的时间先用于学习一种新的语言和思维，反复练习、熟悉。后来那项工作逐渐成型，某天我又陷入对工作创新性的怀疑：我们研究的内核是不是早在八十年前就被发现？我们不过是在当代语境中又阐述了一遍，是否新瓶装旧酒？他说，对科学而言，在现在的研究中重新发现旧知识，同样具有巨大的价值。
之后有段时间，我们的工作开始不断引出更多的想法，并为组里其他几个项目提供新思路。Michel 有天说，这正是一项工作成熟的表现。他伸出手，张开五指，说每项工作都像手的形状一样。我们最成熟的认知构成了掌心那片连结的部分，其他零散的知识组成了手指。一篇好的论文，应当把"掌心"写清楚——它最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，也能引发有意义的新方向——而不是沿着整只手的形状描述知识的全集。
博士临近尾声时，几篇我们看重的论文被高影响因子的期刊拒稿，有的审稿意见让我们沮丧乃至愤懑。Michel 说过于原创的观点常会让人不适，我们的工作质量很好，要据理反驳。同时他又补充，决定一项工作的价值，不是它被哪本期刊收录，甚至无关乎引用数。他说科学是一种集体努力，是所有研究者一起砌筑高楼。所以，真正定义一项工作价值的，是后来有多少研究者愿意投入他们的时间在其基础上继续。
如果回看 Michel 的科研轨迹，会发现他的每一代博士生都在研究一个或几个重要课题，并凭此确立自己的学术位置，很快得到领域认可；但此后不久 Michel 又会转向一些新的、往往尚未流行的问题。起初我把这些归因于他极强烈的好奇心。但只要你去问他，又会发现每一次转向背后都有充分理由，他始终在追问什么是"好的问题"。我后来又尝试归因于他的勇气——他从不被成就的惯性和名声所束缚，敢于放弃，敢于改变。但这个描述和他古典学者的气质放在一起，又显得太过煽情，也不准确。
对他更深的理解来自我毕业的两年后。那时组里更年轻的同事们从我们的文章出发，又做了数年的扎实的工作，完成了质量惊人的实验论文。我心里生出一种失落，像父母突然发现孩子已经成年，开启自己的生活。这些想法曾经是自我在世界上的表达，而此刻他们独立存在，之后的精彩属于它们自己的当下。
那个问题又一次浮现——"当一件事脱离我而独立存在时，那曾经属于我的部分，还剩下什么？"（" What remains of what was once our own "，出自 Out of Australia, David M. Halprin）这个问题在我博士之前的生活里一再出现，此刻在学术的语境中重新回来，更冷静也带着更深的重量。
那时我又想到 "科学是一种集体努力"。我知道 Michel 也曾站在这样的时刻面前，这句话就是他的答案。
Michel 最打动我的始终是那份坦然：当话题触及自我、世界、和人与世界的连接时，他的表达总是自然而简洁，让意义止于它能承担的边界——既不把意义当作存在的凭据，也不把无意义当作姿态。在他身上，我第一次看见对意义与无意义的坦然承受。也因此，他不以自我为题，把关注放回事情本身，平和地在这场集体事业中占据自己的位置，让真实继续向前。
谨以此文网炒股配资，向 Michel 致以最诚挚的祝贺与感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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