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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6年的一天，金庸感到异常疲惫，决定去他常去的酒吧喝酒放松一下，在结账时，他顺手给了女服务员10元小费，却没想到这个小小的举动，竟然对他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
1976年秋天，在香港铜锣湾，金庸走进一家叫“蜜月吧”的小酒吧，西装口袋里还装着《明报》的账本，那年他52岁，鬓角已经白了，握酒杯的手也因为常年写字磨出了老茧。

就在不久前，他大儿子查传侠在美国自杀了，才19岁，孩子留下的遗书像一把刀，上面写着：“连父母都这样，世上哪还有真感情？”

金庸喝了几杯，准备结账走人，吧台后面站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，扎着松松的马尾，围裙上溅了几点啤酒沫，他随手抽出十块钱港币当小费，姑娘却抬起头说：“先生，这钱太多了，我找您。”

她手指上还沾着泡沫，在钞票上按出几个浅浅的印子。

金庸愣了一下，看她低头认真数零钱的样子，那股较真的劲儿，突然让他想起年轻时的朱玫，就是那个在1956年当掉自己的翡翠镯子，换了台二手印刷机，和他一起创办《明报》的女人。

这十块钱小费，就像一颗石子丢进一潭死水里，荡开的涟漪一圈又一圈，最后改变了他、朱玫，还有那个吧台姑娘三个人的后半生。

朱玫当年有多拼？《明报》的办公室不到十平米，整天飘着油墨和泡面的味道，她白天背着相机跑新闻，晚上在昏黄的灯下排版，手指被铅字磨得黑黑的，洗都洗不掉。

有一次报社发不出工资，她把自己最后一条金项链塞给会计，说：“先给排字工人发，他们家里有老有小。”

可是，报社越做越大，两人的感情却越来越淡，朱玫性格要强，家里大事小事都要争个对错，金庸写稿的时候，她总在旁边改标题，改到他烦了，他就摔笔说：“你行你来写！”他躲到报社加班，她就追到办公室吵，吵到最后，两个人都累了，开始分房睡。

那个吧台姑娘叫林乐怡，和朱玫完全不一样，她从不唠叨，只是在他不说话的时候递杯热牛奶，在他叹气的时候讲讲自己想当空姐的梦想，金庸后来常去“蜜月吧”，点一杯啤酒，看她擦桌子，听她说“攒够了钱就去澳洲学英语”，有一次他随口说“我教你吧”，她的眼睛一下子亮了，马尾辫也跟着晃了晃。

但这束光，照不进他已经破碎的家，朱玫在他衣服口袋里发现了林乐怡写的情书，她没有大吵大闹，很冷静地提出离婚，但有两个条件：四个孩子归她，还有，林乐怡必须做绝育手术。

金庸几乎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，查传侠知道这个决定后，彻底崩溃了，那天晚上他给父亲打电话，想说说心里的苦，可金庸正忙着写稿子，随便应付了几句就挂了。

这通电话，成了压垮查传侠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他在宿舍里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
1977年，金庸风风光光地娶了林乐怡。婚礼上他握着她的手说：“我会补偿你。”她却笑着说：“我不要补偿，只要你陪我过平平常常的日子。”

但“平常日子”哪有那么容易，离婚后，朱玫靠摆摊卖手袋过日子，帆布包上还印着已经褪色的“明报”标志，金庸托人给她送钱，她全扔了回去，说：“我朱玫不花负心汉的钱。”

1998年，她病死了，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，死的时候，手里还攥着那张破旧的《明报》创刊号，嘴角好像还带着一点笑。

金庸在她的葬礼上哭得浑身发抖，林乐怡递给他手帕，他这才发现，这个为他放弃了生育的女人，手心里也全是老茧，那是当年扛相机、煮泡面、摆摊卖货时磨出来的。

金庸和林乐怡的婚姻，像一杯温吞的茶，他写《天龙八部》的时候，她给他煮陈皮红豆沙，他得心脏病住院，她整整五十个小时没合眼守在床边，眼圈熬得发青，可他总会梦见朱玫在《明报》办公室改稿子的背影，梦见查传侠在遗书上写的“别学我”。

他问林乐怡：“你后悔吗？”她指着窗外的维多利亚港说：“后悔什么？你给我十块钱小费那天，我就知道，这辈子跟定你了。”

2018年，金庸去世了，林乐怡在灵堂前放了一束白玫瑰，卡片上写着：“谢谢你，让我知道被爱是什么样。”而朱玫的墓碑前，永远放着一套《明报》合订本，那是她用整个青春换来的“胜利果实”，也是他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。

那十块钱小费，本来只是他累了之后随手给出的一点善意，却让他遇见了林乐怡，也永远地失去了朱玫，这世上最残酷的，大概就是“如果当初”。

可人生没有如果昆明配资公司，只有结果，他用十块钱换来的“幸福”，终究抵不过和朱玫二十年共患难的情分，也抵不过一个母亲失去孩子的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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